第24部分
>博巴政府为红军筹“救命粮”
“博巴自治政府”成立后，马上宣布不许以大汉族主义的态度称藏族同胞为“蛮子”，尊重藏文，凡文件、条例和标语都要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甘孜地区人口少，高寒地带产粮也不多，红四方面军4万多人进入此地驻扎近半年，供应十分艰难。“博巴自治政府”成立后，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动员群众交纳“拥护红军粮”，并救护和运送转移红军的许多伤病员。
1936年7月初，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甘孜并组建起红二方面军，红二、四方面军决定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北上。此时，刚到达的红二方面军粮食更缺，邵式平便向总指挥贺龙推荐了扎喜旺徐，并交待了筹粮任务。
红军虽要求尽可能用银元买粮，可是部队从湘中驮来的现大洋所剩无几，有些时候只好暂借。扎喜旺徐陪同红军领导向头人们保证，共产党说话算数，留下欠条，将来一定加倍归还（这一点在后来藏区解放时马上兑现）。经过劝说，扎喜旺徐在40多天里筹集到粮食46万斤，此外还有一些酥油和肉类。他在一个寺院劝说成功，一次赠送了红军青稞5000斤，这在当时供应奇缺的情况下被称为“救命粮”。
红军离开藏区时，当地参军的多数藏胞因不习惯汉区条件，不愿意北行，部队也听其自便。邵式平征询扎喜旺徐的意见，他表示愿跟红军走。邵式平马上表扬他觉悟高，并说四方面军有不少藏族战士，红二方面军却没有，要他跟随贺龙。扎喜旺徐听从领导安排，成为红二方面军中唯一的藏族战士。
挨一枪知道了马克思是谁
在红军过草地和进入甘肃的途中，扎喜旺徐一直跟随在贺龙身边，为部队介绍情况当向导。从总指挥贺龙到普通战士，对扎喜旺徐也都非常关心。扎喜旺徐适应高原气候并熟悉情况，过草地时，他发现了几百只羊，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把羊群赶了过来，结果敌人一枪打在他的左肩上。
扎喜旺徐负伤后，贺龙亲自检查伤口，并表扬他勇敢机智找来这么多羊，要求给他记大功，还诙谐地说：“命还挺大，子弹要是偏一点，你就见马克思去了。”这时扎喜旺徐不知道“马克思”是谁，身边的同志告诉说，这是已经去世的伟大的革命导师。此后他回答贺龙问话，说自己革命还没有成功，不能见马克思。贺龙高兴地表扬他说：“进步还挺快。”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结束了长征，二方面军参谋长李达马上找扎喜旺徐谈话，要他到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学习。扎喜旺徐听说只有自己一个人去，马上表示不愿意，并说小孩子才上学，我都二十多岁，脑子又笨，学不会。贺龙便亲自找扎喜旺徐谈话，以半开玩笑的口气说：“你这个‘小蛮子’，真有点‘蛮’不讲理啊！中央关心少数民族干部，专门办‘少数民族班’，我想去行吗？我贺龙还没有这个资格呢！”接着，贺龙又耐心解释：“这是为今后长远的目标着想。等将来打败了日本鬼子，革命成功了，全中国解放了，建设少数民族地区，还要依靠你们这些少数民族干部。”
扎喜旺徐来到延安中央党校后，同八名藏族、八名蒙古族、九名彝族和二十几名回族同志一起在民族班学习。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曾亲自为他们上课，并在抗战期间安排他们在后方学习，以培养和保护这批经过长征锻炼的少数民族革命“种子”。解放战争期间，扎喜旺徐被派到内蒙古工作，在民族自治工作中积累了新的经验。全国解放时，他又和其他当年的藏族红军回到藏区，担任过自治州州长、青海省副省长等职务，在民族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点评】留下情感埋下种子
红军长征经过藏族区域时，一度建立各阶层参加的“博巴政府”，像扎喜旺徐这样不懂汉话的贫苦农奴还能投身革命，充分体现了民族平等政策和宗教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红二、四方面军离开甘孜后，博巴政府因失去红军保护而解体，这一为时不长的政权却在藏区传播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良好影响，在许多藏族僧俗人士心中留下了对红军的朴素感情，经过长征锻炼的民族干部更成为后来党在藏区开展工作的重要骨干。
第四章 倾囊相助见真情（1）
——朱德和格达活佛的友谊之谜
红军长征到达西康藏区时，结交了一位忠诚的上层朋友，那就是著名的格达活佛。以汉族为主体的红军在过去全无革命影响的藏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非常困难，却仍然能以民族平等、各族人民解放为号召影响当地群众乃至一些宗教人士。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康区寺院的大活佛成为亲密朋友并维系终生，便是一段被汉藏同胞久久传唱的民族团结之歌。
朱德的长谈让格达活佛受到了震撼
1936年春，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进入西康藏区，并在此停留休整。当时甘孜县的白利寺，有一位影响很大的格达活佛，名叫洛桑登真？扎巴他耶。他于1902年出生于甘孜县生康乡一户贫苦农奴家庭，7岁被认选为转世灵童迎到寺院，举行坐床大典，成为第五世格达活佛，主持当地的宗教中心白利寺。
格达活佛虔诚信佛，富有正义感，入佛门后仍关心国事民生。红军到来前夕，南京政府委派的蒙藏委员会委员、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诺那活佛进入当地“宣慰”，威胁利诱各地寺庙及土司、头人同国民党一起对抗红军。格达活佛起初听信诺那宣传共产党“灭教”的蛊惑，躲到藏民山中的寨子里不敢露面。
诺那活佛在国民党当局的支援下，给炉霍最大的喇嘛寺——寿灵寺送去100支步枪和近万发子弹，组织1500名喇嘛紧闭山门与红军对抗。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部队包围该寺后，进行喊话宣传，力争和平解决。该寺的格聪活佛却命令开枪打死喊话的红军通司（翻译）。李先念见该寺顽固，故意撤围隐蔽，待寿灵寺喇嘛以为红军离去而放松警戒后，率红军夜袭寿灵寺，将多数喇嘛俘虏。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马上通知：“寿宁（灵）寺被俘之大小喇嘛应优待之，并令其写信甘孜与各地喇嘛寺不与我打，大大宣布我军对喇嘛政策。”红军对寺内经堂、经书、器物，均妥为保护，赢得喇嘛们和炉霍藏民拥护。寿灵寺的喇嘛随之写信给其他寺院，劝其放弃抵抗，红军得以比较顺利进入甘孜地区。
红军到达甘孜白利寺后，得知在当地威信很高的格达活佛躲藏起来，便派人去找，并宣传政策。格达了解到红军对寺庙秋毫无犯，立即带领随从回到寺院。他见到红军宁愿露宿草地也没有进驻寺院，深受感动，就此增加了对红军的信任和崇敬之情。朱德总司令和红四方面军陈昌浩政委得知格达活佛返回后，便亲自前往白利寺看望，还互赠礼品。
朱德同这位宗教界人士多次长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说明共产党救国救民和解放各族人民的宗旨，使格朱德和格达活佛达活佛从心灵深处受到震撼。甘孜地区建立博巴苏维埃政府时，他不顾风险出任了副主席。朱德曾在红缎上为格达活佛题词：“红军朋友，藏人领袖”。
100名喇嘛出7000多斤粮
格达活佛拥护红军，是出于内心的至诚。他同朱德等人交往后，很快找到了共同语言。格达活佛当时表示：“我作为一个活佛，14岁就到拉萨三大寺学经。佛法的真谛是要救渡受苦受难的众生出苦海，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是为了劳苦大众求解放，让汉族同胞和藏族同胞都有好日子过。我们的信仰虽然不同，但为了广大的劳苦大众，这一点是一样的。”
康藏地区人口稀少，地瘠民贫，红四方面军4万多人队伍在此活动几个月，二方面军1万多人也一度在此停留，粮食供应成为头号难题。格达回寺后，马上派人召回躲藏在山上的群众，动员民众卖粮给红军。他自己主持的白利寺仅有100名喇嘛，而仅据现存的两张收条计算，该寺两次支援红军粮食就达7000余斤，还有豌豆22石、马15匹、牦牛19头，真可谓倾囊相助。
1936年4月17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为了感谢白利寺僧众对红军的支援，专门下令在白利寺门口贴出布告：“查白利寺配合红军共同兴藏灭蒋，勋劳卓著。我军给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犯，违者严办，切切此布！”
格达活佛除了组织支援红军外，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向附近的土司头人写信，动员他们不要对抗红军，得到了灵雀寺、寿灵寺、甘孜寺三大喇嘛寺的响应。坚持与红军敌对的诺那活佛走投无路，逃到瞻化，当地土司头人不愿为他卖命，反戈一击将其交给红军。被俘后的诺那也受到优待，表示愿与红军友好相处，后来他患伤寒去世时，红军又按藏族习惯为他举行隆重的法事和葬礼。对此，格达活佛也深为感动，更认定红军是仁义之师。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离开甘孜北上，约2000名伤病员难以随军行动。格达活佛利用关系分散隐蔽留下的红军，自己还收留了其中的200多人，将他们安排在白利寺内和附近村寨中，亲自用藏药进行治疗。反动势力搜杀红军遗留人员时，格达活佛为伤病员都起了藏名。这些人伤好后，有些在他精心安排下就地安家，有些人被转移到内地。格达活佛所在之地，基本没有发生红军遗留伤病员遭残杀的事件，这在川康地区是少见的。
苦等15年盼红军回来
朱德离开甘孜前，特地同格达活佛告别，说用不了15年，红军一定回来。红军北上后，格达活佛曾写下数十首弦子词表示怀念，其中一首是——“红军走了，寨子空了，寨子空了不心焦，心焦的是红军走了。”情感深切凝重的词句，表达了他对红军的思念。
红军走后，博巴政府解体，西康反动政府开始迫害同共产党合作过的人，格达不得不一度避往拉萨。抗战期间，他仍派人到青海购买《八路军敌后抗战图》，关心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解放战争期间，格达有一次到印度，看到杂志上刊登的毛泽东、朱德的照片，立即将其买下带回供在屋中。1949年秋，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格达活佛无比兴奋，马上向周围的故旧宣传，说当年的红军很快就会回来，并要准备欢迎。
格达活佛与十八军干部在一起1950年春，解放军第十八军进入甘孜，他马上动员当地僧俗民众支援部队解决粮食问题，并对前来看望的部队首长说：“如今刚刚快到15年，你们果然回来了，朱总司令真是神人！”当时中央邀请他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政府副主席之职，朱德还邀请他到北京一叙。
格达活佛看到解放军正在准备进军西藏，便表示自己应先到拉萨一次，利用过去的关系劝说上层人物接受中央和平解放的条件，然后再进北京。尽管中央告知此行有危险，他仍毅然前往，结果行至昌都时遭反动分子毒害而亡，未能实现与朱总司令再见面的最后愿望。格达活佛去世后，西南军政委员会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他为藏族解放事业奋斗的事迹也一直受到人们怀念。
【点评】忠实朋友毕生奉献
格达活佛这样一个在宗教界有很大影响的藏族上层人士，在遇到红军后就毕生竭诚拥护解放事业，成为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为此还不惜献身。这一事迹的本身就说明，红军所代表的民族解放事业所具有的强大感召力。格达活佛通过亲眼所见，坚信红军的道路也是自己获得彻底解放的道路。他不仅帮助了当年的红军战胜艰难险阻，也为后来甘孜藏区的解放奠定了基础，使长征留下的宝贵种子开出灿烂的花朵。
第五章藏装红军——雪域高原的神奇部队之谜
第五章藏装红军——雪域高原的
神奇部队之谜
青藏高原东端的康区，红一、二、四方面军都曾在此经过和停留。当地有着传奇经历的藏族汉子马骏振臂一呼，康区还诞生过一个藏民独立师。这支部队的成员大都没有穿红军服装。他们身着藏袍，骑马在广阔的高原上驰骋，为保卫自身的利益和著名的“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而战。几个月后，红四方面军离开藏区，藏民独立师也在北上途中解散，然而它在红军长征的史册上留下了独特的一页。
藏族小头人出面拥红军
1935年4月，红军第四方面军从川陕革命根据地西进，不久即挺进懋功（今阿坝小金）一带藏区，接应红一方面军。这时，反动当局利用藏族民众对汉族军阀部队的恐惧心理，大肆散布谣言，说红军杀人灭教，毛泽东、朱德在越嶲县发给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武装的委任状
一时间多数群众躲入山间。但丹巴县有一个上过天主教会办的小学、懂汉语并且经过商的30岁的藏族汉子麻孜？阿布，对这支新来的军队感到好奇，不但不躲藏，反而主动前往懋功探听虚实。
麻孜？阿布遇到“红汉人”的队伍后，亲眼目睹了他们保护寺院和尊重藏族风俗习惯的行动，很受感动，便自告奋勇给红军当翻译和向导。他还招呼十余名青年随同自己下山，从附近找来木料，搭建桥梁方便红军通行。红军进入丹巴县城后，他又发挥自己熟悉当地情况的特长，帮助安排红军的食宿。红军首长根据其原名“麻孜”的谐音，给他起了个汉族名字“马骏”，其意为藏族人民的骄傲。
马骏的父亲在丹巴藏区是个小头人，为人开明，一向不满四川国民党军阀的敲诈勒索，得知儿子的行动后表示赞成，自己也出面拥护红军，帮助筹集了十多万斤粮食。同年10月，红四方面军占领丹巴县后建立苏维埃政权，还让他担任县政府副主席。
马骏一家在当地颇有影响，他们父子出面号召，很快拉起了一支上百人的队伍，其他一些乡里也建立了少数民族武装。红军随即派来政工干部，收编了这些队伍。据当时驻丹巴的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副军长罗南辉给红军总部的《关于敌情及部队情况的报告》记载：“丹巴县及区均已建立了番族人民革命政权，共分七个区，群众很好。武装除独立团外，各区有二十个、三十个不等的游击队……番民独立团现成立了三个营，约八百人，有枪二百余枝，每连我们都派有军队干部去领导。”
11月间，红五军在丹巴县建立起各级红色政权和乡级游击武装后，又帮助组建起“丹巴番民独立团”，由马骏担任团长，下属800人，成员绝大多数为藏族。独立团一经成立，便开始清剿地方反动武装，修复被反动势力破坏的桥梁，积极维护地方治安，为在川西作战的红四方面军主力提供后勤支援。当时红军动员藏民参军的口号主要是“番汉一家”，要群众保卫自己的家园不受四川军阀侵害，因此调动起了许多少数民族同胞的积极性。这些藏胞多不通汉语，对共产党的理论不能完全理解，却出于自发的反抗本能，踊跃地跟随红军投身于反抗四川军阀的战斗。
红军干部穿上藏装
红四方面军南下在百丈关作战受挫后，不得不西撤，以丹巴等地作为主要战略立脚点。由于这里藏族群众参军比较踊跃，民间又藏有大量武器弹药，1936年1月，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将丹巴番民独立团及各区乡游击队合编，扩建为丹巴藏民独立师。
藏族出身的马骏被任命为师长，红军派去的李中权任政委，金世柏任副师长，原属一、四方面军的100多名干部到该师担任团政委、副团长、指导员等领导职务。为便于工作，他们也换下红军的军装，改穿藏族服装。这个师开始只有1000余人，在红军离开藏区前发展到三个团，共2000余人。参加该师的战士多为强壮骠悍、能骑善射、作战英勇的藏族
“博巴自治政府”成立后，马上宣布不许以大汉族主义的态度称藏族同胞为“蛮子”，尊重藏文，凡文件、条例和标语都要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甘孜地区人口少，高寒地带产粮也不多，红四方面军4万多人进入此地驻扎近半年，供应十分艰难。“博巴自治政府”成立后，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动员群众交纳“拥护红军粮”，并救护和运送转移红军的许多伤病员。
1936年7月初，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甘孜并组建起红二方面军，红二、四方面军决定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北上。此时，刚到达的红二方面军粮食更缺，邵式平便向总指挥贺龙推荐了扎喜旺徐，并交待了筹粮任务。
红军虽要求尽可能用银元买粮，可是部队从湘中驮来的现大洋所剩无几，有些时候只好暂借。扎喜旺徐陪同红军领导向头人们保证，共产党说话算数，留下欠条，将来一定加倍归还（这一点在后来藏区解放时马上兑现）。经过劝说，扎喜旺徐在40多天里筹集到粮食46万斤，此外还有一些酥油和肉类。他在一个寺院劝说成功，一次赠送了红军青稞5000斤，这在当时供应奇缺的情况下被称为“救命粮”。
红军离开藏区时，当地参军的多数藏胞因不习惯汉区条件，不愿意北行，部队也听其自便。邵式平征询扎喜旺徐的意见，他表示愿跟红军走。邵式平马上表扬他觉悟高，并说四方面军有不少藏族战士，红二方面军却没有，要他跟随贺龙。扎喜旺徐听从领导安排，成为红二方面军中唯一的藏族战士。
挨一枪知道了马克思是谁
在红军过草地和进入甘肃的途中，扎喜旺徐一直跟随在贺龙身边，为部队介绍情况当向导。从总指挥贺龙到普通战士，对扎喜旺徐也都非常关心。扎喜旺徐适应高原气候并熟悉情况，过草地时，他发现了几百只羊，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把羊群赶了过来，结果敌人一枪打在他的左肩上。
扎喜旺徐负伤后，贺龙亲自检查伤口，并表扬他勇敢机智找来这么多羊，要求给他记大功，还诙谐地说：“命还挺大，子弹要是偏一点，你就见马克思去了。”这时扎喜旺徐不知道“马克思”是谁，身边的同志告诉说，这是已经去世的伟大的革命导师。此后他回答贺龙问话，说自己革命还没有成功，不能见马克思。贺龙高兴地表扬他说：“进步还挺快。”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结束了长征，二方面军参谋长李达马上找扎喜旺徐谈话，要他到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学习。扎喜旺徐听说只有自己一个人去，马上表示不愿意，并说小孩子才上学，我都二十多岁，脑子又笨，学不会。贺龙便亲自找扎喜旺徐谈话，以半开玩笑的口气说：“你这个‘小蛮子’，真有点‘蛮’不讲理啊！中央关心少数民族干部，专门办‘少数民族班’，我想去行吗？我贺龙还没有这个资格呢！”接着，贺龙又耐心解释：“这是为今后长远的目标着想。等将来打败了日本鬼子，革命成功了，全中国解放了，建设少数民族地区，还要依靠你们这些少数民族干部。”
扎喜旺徐来到延安中央党校后，同八名藏族、八名蒙古族、九名彝族和二十几名回族同志一起在民族班学习。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曾亲自为他们上课，并在抗战期间安排他们在后方学习，以培养和保护这批经过长征锻炼的少数民族革命“种子”。解放战争期间，扎喜旺徐被派到内蒙古工作，在民族自治工作中积累了新的经验。全国解放时，他又和其他当年的藏族红军回到藏区，担任过自治州州长、青海省副省长等职务，在民族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点评】留下情感埋下种子
红军长征经过藏族区域时，一度建立各阶层参加的“博巴政府”，像扎喜旺徐这样不懂汉话的贫苦农奴还能投身革命，充分体现了民族平等政策和宗教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红二、四方面军离开甘孜后，博巴政府因失去红军保护而解体，这一为时不长的政权却在藏区传播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良好影响，在许多藏族僧俗人士心中留下了对红军的朴素感情，经过长征锻炼的民族干部更成为后来党在藏区开展工作的重要骨干。
第四章 倾囊相助见真情（1）
——朱德和格达活佛的友谊之谜
红军长征到达西康藏区时，结交了一位忠诚的上层朋友，那就是著名的格达活佛。以汉族为主体的红军在过去全无革命影响的藏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非常困难，却仍然能以民族平等、各族人民解放为号召影响当地群众乃至一些宗教人士。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康区寺院的大活佛成为亲密朋友并维系终生，便是一段被汉藏同胞久久传唱的民族团结之歌。
朱德的长谈让格达活佛受到了震撼
1936年春，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进入西康藏区，并在此停留休整。当时甘孜县的白利寺，有一位影响很大的格达活佛，名叫洛桑登真？扎巴他耶。他于1902年出生于甘孜县生康乡一户贫苦农奴家庭，7岁被认选为转世灵童迎到寺院，举行坐床大典，成为第五世格达活佛，主持当地的宗教中心白利寺。
格达活佛虔诚信佛，富有正义感，入佛门后仍关心国事民生。红军到来前夕，南京政府委派的蒙藏委员会委员、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诺那活佛进入当地“宣慰”，威胁利诱各地寺庙及土司、头人同国民党一起对抗红军。格达活佛起初听信诺那宣传共产党“灭教”的蛊惑，躲到藏民山中的寨子里不敢露面。
诺那活佛在国民党当局的支援下，给炉霍最大的喇嘛寺——寿灵寺送去100支步枪和近万发子弹，组织1500名喇嘛紧闭山门与红军对抗。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部队包围该寺后，进行喊话宣传，力争和平解决。该寺的格聪活佛却命令开枪打死喊话的红军通司（翻译）。李先念见该寺顽固，故意撤围隐蔽，待寿灵寺喇嘛以为红军离去而放松警戒后，率红军夜袭寿灵寺，将多数喇嘛俘虏。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马上通知：“寿宁（灵）寺被俘之大小喇嘛应优待之，并令其写信甘孜与各地喇嘛寺不与我打，大大宣布我军对喇嘛政策。”红军对寺内经堂、经书、器物，均妥为保护，赢得喇嘛们和炉霍藏民拥护。寿灵寺的喇嘛随之写信给其他寺院，劝其放弃抵抗，红军得以比较顺利进入甘孜地区。
红军到达甘孜白利寺后，得知在当地威信很高的格达活佛躲藏起来，便派人去找，并宣传政策。格达了解到红军对寺庙秋毫无犯，立即带领随从回到寺院。他见到红军宁愿露宿草地也没有进驻寺院，深受感动，就此增加了对红军的信任和崇敬之情。朱德总司令和红四方面军陈昌浩政委得知格达活佛返回后，便亲自前往白利寺看望，还互赠礼品。
朱德同这位宗教界人士多次长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说明共产党救国救民和解放各族人民的宗旨，使格朱德和格达活佛达活佛从心灵深处受到震撼。甘孜地区建立博巴苏维埃政府时，他不顾风险出任了副主席。朱德曾在红缎上为格达活佛题词：“红军朋友，藏人领袖”。
100名喇嘛出7000多斤粮
格达活佛拥护红军，是出于内心的至诚。他同朱德等人交往后，很快找到了共同语言。格达活佛当时表示：“我作为一个活佛，14岁就到拉萨三大寺学经。佛法的真谛是要救渡受苦受难的众生出苦海，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是为了劳苦大众求解放，让汉族同胞和藏族同胞都有好日子过。我们的信仰虽然不同，但为了广大的劳苦大众，这一点是一样的。”
康藏地区人口稀少，地瘠民贫，红四方面军4万多人队伍在此活动几个月，二方面军1万多人也一度在此停留，粮食供应成为头号难题。格达回寺后，马上派人召回躲藏在山上的群众，动员民众卖粮给红军。他自己主持的白利寺仅有100名喇嘛，而仅据现存的两张收条计算，该寺两次支援红军粮食就达7000余斤，还有豌豆22石、马15匹、牦牛19头，真可谓倾囊相助。
1936年4月17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为了感谢白利寺僧众对红军的支援，专门下令在白利寺门口贴出布告：“查白利寺配合红军共同兴藏灭蒋，勋劳卓著。我军给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犯，违者严办，切切此布！”
格达活佛除了组织支援红军外，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向附近的土司头人写信，动员他们不要对抗红军，得到了灵雀寺、寿灵寺、甘孜寺三大喇嘛寺的响应。坚持与红军敌对的诺那活佛走投无路，逃到瞻化，当地土司头人不愿为他卖命，反戈一击将其交给红军。被俘后的诺那也受到优待，表示愿与红军友好相处，后来他患伤寒去世时，红军又按藏族习惯为他举行隆重的法事和葬礼。对此，格达活佛也深为感动，更认定红军是仁义之师。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离开甘孜北上，约2000名伤病员难以随军行动。格达活佛利用关系分散隐蔽留下的红军，自己还收留了其中的200多人，将他们安排在白利寺内和附近村寨中，亲自用藏药进行治疗。反动势力搜杀红军遗留人员时，格达活佛为伤病员都起了藏名。这些人伤好后，有些在他精心安排下就地安家，有些人被转移到内地。格达活佛所在之地，基本没有发生红军遗留伤病员遭残杀的事件，这在川康地区是少见的。
苦等15年盼红军回来
朱德离开甘孜前，特地同格达活佛告别，说用不了15年，红军一定回来。红军北上后，格达活佛曾写下数十首弦子词表示怀念，其中一首是——“红军走了，寨子空了，寨子空了不心焦，心焦的是红军走了。”情感深切凝重的词句，表达了他对红军的思念。
红军走后，博巴政府解体，西康反动政府开始迫害同共产党合作过的人，格达不得不一度避往拉萨。抗战期间，他仍派人到青海购买《八路军敌后抗战图》，关心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解放战争期间，格达有一次到印度，看到杂志上刊登的毛泽东、朱德的照片，立即将其买下带回供在屋中。1949年秋，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格达活佛无比兴奋，马上向周围的故旧宣传，说当年的红军很快就会回来，并要准备欢迎。
格达活佛与十八军干部在一起1950年春，解放军第十八军进入甘孜，他马上动员当地僧俗民众支援部队解决粮食问题，并对前来看望的部队首长说：“如今刚刚快到15年，你们果然回来了，朱总司令真是神人！”当时中央邀请他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政府副主席之职，朱德还邀请他到北京一叙。
格达活佛看到解放军正在准备进军西藏，便表示自己应先到拉萨一次，利用过去的关系劝说上层人物接受中央和平解放的条件，然后再进北京。尽管中央告知此行有危险，他仍毅然前往，结果行至昌都时遭反动分子毒害而亡，未能实现与朱总司令再见面的最后愿望。格达活佛去世后，西南军政委员会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他为藏族解放事业奋斗的事迹也一直受到人们怀念。
【点评】忠实朋友毕生奉献
格达活佛这样一个在宗教界有很大影响的藏族上层人士，在遇到红军后就毕生竭诚拥护解放事业，成为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为此还不惜献身。这一事迹的本身就说明，红军所代表的民族解放事业所具有的强大感召力。格达活佛通过亲眼所见，坚信红军的道路也是自己获得彻底解放的道路。他不仅帮助了当年的红军战胜艰难险阻，也为后来甘孜藏区的解放奠定了基础，使长征留下的宝贵种子开出灿烂的花朵。
第五章藏装红军——雪域高原的神奇部队之谜
第五章藏装红军——雪域高原的
神奇部队之谜
青藏高原东端的康区，红一、二、四方面军都曾在此经过和停留。当地有着传奇经历的藏族汉子马骏振臂一呼，康区还诞生过一个藏民独立师。这支部队的成员大都没有穿红军服装。他们身着藏袍，骑马在广阔的高原上驰骋，为保卫自身的利益和著名的“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而战。几个月后，红四方面军离开藏区，藏民独立师也在北上途中解散，然而它在红军长征的史册上留下了独特的一页。
藏族小头人出面拥红军
1935年4月，红军第四方面军从川陕革命根据地西进，不久即挺进懋功（今阿坝小金）一带藏区，接应红一方面军。这时，反动当局利用藏族民众对汉族军阀部队的恐惧心理，大肆散布谣言，说红军杀人灭教，毛泽东、朱德在越嶲县发给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武装的委任状
一时间多数群众躲入山间。但丹巴县有一个上过天主教会办的小学、懂汉语并且经过商的30岁的藏族汉子麻孜？阿布，对这支新来的军队感到好奇，不但不躲藏，反而主动前往懋功探听虚实。
麻孜？阿布遇到“红汉人”的队伍后，亲眼目睹了他们保护寺院和尊重藏族风俗习惯的行动，很受感动，便自告奋勇给红军当翻译和向导。他还招呼十余名青年随同自己下山，从附近找来木料，搭建桥梁方便红军通行。红军进入丹巴县城后，他又发挥自己熟悉当地情况的特长，帮助安排红军的食宿。红军首长根据其原名“麻孜”的谐音，给他起了个汉族名字“马骏”，其意为藏族人民的骄傲。
马骏的父亲在丹巴藏区是个小头人，为人开明，一向不满四川国民党军阀的敲诈勒索，得知儿子的行动后表示赞成，自己也出面拥护红军，帮助筹集了十多万斤粮食。同年10月，红四方面军占领丹巴县后建立苏维埃政权，还让他担任县政府副主席。
马骏一家在当地颇有影响，他们父子出面号召，很快拉起了一支上百人的队伍，其他一些乡里也建立了少数民族武装。红军随即派来政工干部，收编了这些队伍。据当时驻丹巴的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副军长罗南辉给红军总部的《关于敌情及部队情况的报告》记载：“丹巴县及区均已建立了番族人民革命政权，共分七个区，群众很好。武装除独立团外，各区有二十个、三十个不等的游击队……番民独立团现成立了三个营，约八百人，有枪二百余枝，每连我们都派有军队干部去领导。”
11月间，红五军在丹巴县建立起各级红色政权和乡级游击武装后，又帮助组建起“丹巴番民独立团”，由马骏担任团长，下属800人，成员绝大多数为藏族。独立团一经成立，便开始清剿地方反动武装，修复被反动势力破坏的桥梁，积极维护地方治安，为在川西作战的红四方面军主力提供后勤支援。当时红军动员藏民参军的口号主要是“番汉一家”，要群众保卫自己的家园不受四川军阀侵害，因此调动起了许多少数民族同胞的积极性。这些藏胞多不通汉语，对共产党的理论不能完全理解，却出于自发的反抗本能，踊跃地跟随红军投身于反抗四川军阀的战斗。
红军干部穿上藏装
红四方面军南下在百丈关作战受挫后，不得不西撤，以丹巴等地作为主要战略立脚点。由于这里藏族群众参军比较踊跃，民间又藏有大量武器弹药，1936年1月，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将丹巴番民独立团及各区乡游击队合编，扩建为丹巴藏民独立师。
藏族出身的马骏被任命为师长，红军派去的李中权任政委，金世柏任副师长，原属一、四方面军的100多名干部到该师担任团政委、副团长、指导员等领导职务。为便于工作，他们也换下红军的军装，改穿藏族服装。这个师开始只有1000余人，在红军离开藏区前发展到三个团，共2000余人。参加该师的战士多为强壮骠悍、能骑善射、作战英勇的藏族